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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赵柏田的接触,是羽戈热情介绍的结果。宁波是一个商业城市,能够有人文情怀,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并不多。刚开始接触柏田时,内心中并没有多少好感,只因为宁波值得交往的人不多,才将就交往着。虽然他已经出版了6本文学作品,第一次见面时就送了几本给我,我并没有阅读的打算。我只阅读法学著作的习惯,已经形成了很多年了。多年前,为了提高文字表述能力,阅读了一些文学作品,但也只局限于大师们的大作。中国的,只有鲁迅、钱钟书的才看得上眼。至于,巴金的,则阅读了解放前的那些作品。接触之后,和柏田平均每个月都有一次酒会,当然是和羽戈一起。我只是感到这家伙很认真,几乎每次他都会对我尚未阅读他的作品,表示一下遗憾。我知道那是他的自信,相信我阅读之后,会给以较高的评价。然而,我对他的自信却并不买帐。我是一个很傲慢,而且非常享受自己傲慢的人。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羽戈每次都会对他的作品表示钦佩,说其中有三本在全国也是排得上号的。羽戈的时评,我在他的博客里基本上是一篇不漏地阅读的。难道,柏田的作品真的比羽戈的还要有份量?

终于有一天,我选择了《历史碎影》阅读。其实,是他和羽戈推荐的,我希望他们推荐一本比较轻松一点的。没有想到的是,很快便被吸引了。《历史碎影》以小说的手法描写了民国时期一些文人的故事,蒋梦麟、应修人、沈从文、邵洵美、柔石、殷夫、穆时英、苏青、陈布雷、翁文灏、巴人,这些人名我们并非个个熟悉,但是这些故事牵涉着鲁迅、巴金、徐志摩、茅盾、郁达夫、张爱玲等,自然就成了我国文化史中的一个篇章。一张建国以来的旧照片,一些文人的合影,在某个人的脸上点击一下,便出来一个故事,我在阅读《历史碎影》时就是这种感觉。其实,历史就是这样形成的,我并认为历史也应该这样被记录,一些标志性的人和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历史。

总的来说,柏田是从人性出发很自然地叙述,但在中国大陆,如实的叙述就是具有了颠覆性。因为这里的一切原本就是被颠覆了的。譬如殷夫,因为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在我们的心目中,一直是烈士是英雄,然而从他和家庭决裂的过程来看,却几乎是一个中了邪的小无赖,毅然决然地与家庭提出了决裂,生活无奈时却又无耻地向家里伸出了双手。这里既有十九、二十岁年龄上的反逆,但更多的却是信仰那种主义者的本质。这些人物的描述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陈布雷和巴人。这两人具有非常独特的人格。陈布雷心理上的独特,柏田从医学、生理上寻找着依据,写得很生动。而巴人的悲剧事故,则深刻地反映集权体制对人性的带有根本性的摧残。我在大学时阅读过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曾经为王任叔精神和心灵的严重分裂所深深地震撼,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句话--“疯子才是人生的真谛”。这是一个一切都错乱了的国家,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更是达到了颠峰。巴人的性格,柏田竟然从血液中寻求原因,是探索到了极点。

张友明,是一位资深刑辩律师,也是朋友圈里的,他也阅读了柏田的历史小说,而且读了很多,读得醉了。下面这篇是他的感言。

人味的历史

——读赵柏田的“知识分子系列”三部曲

张友明

当我最后看完 赵柏田先生《帝国的迷津》最后一篇《法官和他的另一个角色——关于吴经熊的一桩公案》后,我想起了22年前我经历的一幕。当时我第一次穿上警服,第一次面对黑压压的一大堆犯人,第一次听我的领导面对一大堆犯人时如此入情入理的谆谆教导,内心似乎也涌动了作为一个好人面对失足者应有劝导的冲动。然而,当我的领导突然宣布接下来请我们新到的张队长给大家讲话的时候,我一时间竟然瞠目结舌,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哆嗦出嘴唇的只有下面几个字:“你们一定要好好改造!一定要好好改造!我讲完了!”呵呵,确实不仅仅是基于新来者的窘迫,而是我当时确实只有这样的内在能力来表达自己心中的千言万语。

从《历史碎影》到《岩中花树》,柏田的前两本书(除他另外的一本《时光无涯》之外)我前前后后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才最后读完,只有读《帝国的迷津》时因为正好处于相对空闲的一段时间里,所以是用半个月连续读完的。不仅仅是因为太忙或者期间必须要看一些其他的专业书和基础书——甚或感兴趣的流行书籍,而是因为我的读书特别是读那种字里行间特别有人性的书籍时,速度一向来很慢很慢,慢到经常一个小时只能读那么十几页纸——我一直羡慕那种一目十行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好的注意力、联想力和记忆力,能够很快把握住作者写出的每一个字的前声后韵,更别说同时去体味作者在文字背后隐含的独有的人生体会和事理契合,何况,这其间我还总想试图摸索一点作者在其中的明里技巧和暗里运斤。

现在,不,而是这些天来,也不,而是这大半年以来,我的脑海里总是时断时续地被柏田书中的那些明清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所包围。用柏田的话说,是潜行——他们的生活细节仿佛总是若有若无的潜行在我的生活和思想的,我根本无法彻底摆脱这些已成历史的纷繁的生活碎片。我更享受这种古色古香的氛围,倾听这种木椅青瓷的声响,满心欢喜地跟在这些离我们不远但却仿佛早已不在去我们身边的历史人物的身后。在我眼前的每一条道上,我都仿佛能看到从晚明到民国的那个梦幻般的时空,他们穿着长衫或洋装,或衣袂飘飘,或胸针闪闪,他们不仅仅是名人士大夫,还有更多的是纯粹的文人、学者、哲人、才女、报人,甚至还有不少的暴民、庸人、留学生以及一些侨居于中国的老外们,他们日常生活的身影,毫无理由地挤在我日常生活的道上,使我如醉梦中,常常有恍如隔世之感。

有人说,大人物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五其实是一个平常的人,而我们的正史里记载的恰恰是他们剩下的百分之五的生活。在历史的地表下,在人性的冰山中,究竟是平常彰显伟大、琐碎体现精神,还是另外一种情形呢?!显然,作为小说家出身的柏田给出了我认为他想给我的另一种更为精确的答案。据柏田说,1991年他无意中第一次摸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他对那本躺在图书馆蒙尘十年、从没有别人打开过的这本书,有一种“书等来人”的感觉。从那时起,柏田开始了以一种文学语言书写真实历史并保证“文字中的每一滴露珠都必须真实”的艰难探索,并最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如果有兴趣者,还可以发现,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在这方面进行尝试的各路人物其实很多,不过他们或者流于文学的单纯臆想,或者偏离于历史的宏大背景,实在无法和柏田的“每一滴真实的露珠挂在历史的枝头”相提并论的(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看看苛刻的网评对柏田在这方面探索所取得的独到成就的不吝推崇和评价)。历史原来可以这么写么?历史本来就是这样的么?这难道才是两三百年来的那个样子?历史究竟有没有正面或者侧面?在历史的多棱境中,哪一个面更加符合本真?如此等等,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但如果一定要推敲来龙去脉,至少在文字叙述方式的这一点上,太史公的《史记》其实早就告诉了我们关于历史语言的运用方式。后代修史,特别是自《资治通鉴》以降,历史的面目慢慢地变得越加狰狞,越加平面,越加像一部单纯的政治史,毫无可爱可亲的一面,很少出现可以让我们平凡人能够感受到的充满人文气息和生活细节的历史主人公在面对亲情、生死、公私、利害等等的真实情怀,更没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观到当年的山岚雾气、乡间码头、薄阴傍晚、长亭送别以及身处古街陋巷、寒夜苦读、酒肆茶楼、唱和昵妓的人生苦乐,这难道还是历史吗?如果没有真实的人身上流出来殷红的血,如果我们听不到看不到他们嘶哑的叫喊和痛苦不堪的面容,如果我们不能享受他们拥有的对成败得失的计较,如果所有的这一切都远离了普通人的人性、人味,我们只能像是在读一篇说明文那样,除了长宽高,就是青红绿了。

我一直比较喜欢阅读历史,原本只是基于对历史过程的一般性探寻,满足一种最为简单的无知。感谢柏田,将我带到了历史车轮的侧面和底部,让我感受到了车轮滚动的撞击声、风声和车内婴儿的啼哭声;感谢柏田,送给我这样充满人味的文字,历史原来真的可以一直这样写下来,可惜我们已经近千年没有做到;感谢柏田,让我体味到了我在别的历史书中无法体味到的这些历史人物的温度、湿度、痛感、快感,他们的爱恨情仇、私念杂意、忧谗畏讥、喜合怅离的心绪,构筑了我心中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的真貌、全貌,犹如细致入微毫发不苟的工笔画,却是如此的栩栩如生。只有读这样的书,我才能知道哲人王阳明会有在选择离奇的自我失踪后,还会担心岳父一家的不得安宁以及在宾客面前大扫脸面的人情“失态”,才会理解民族英雄张苍水的禁欲主义背后存在娈童的合理“病态”,才能原谅才华横溢的王韬在灯火楼台的游冶之地时时忘我的“丑态”,才能同情思想者康有为暮年时节面对17岁的日本少女所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的生理“真态”,以及让我懂得能吏林则徐眼界必然存在的合理不足,罗伯特·赫德在殖民地中国宁波那些个充满凉气的夜晚和那些个充满温暖的遭遇,还有许许多多像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汪祖辉面对种种自己遭遇的生活片段以及对此作出的真实感叹和处置,还有像蒋梦麟心中的那条父亲的船、杨度在1898年半个中国的漂泊之旅码头和帆、陈布雷父女的最后遭遇细节,何能一一凡举。

所有的这一切,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我只能说,这样的历史,宏大的情节化成了生活的点滴,宏大的故事成了一串串细小珍珠,宏大的叙事变成了耳边的轻言细语——而这丝毫不妨碍读者对整体事件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这样说,虽然除了生活和细节,就是心情和感触,仿佛不能让人一览全豹,但正是这些细节,让我们窥斑识豹,并知道了豹子的温度和血腥,而这或许正是柏田的主要目的。我想用一个词来说明我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柏田试图通过“人味”来阐释历史的真容。好个柏田,手捏花针,穿针引线,将这无数根细若纤毫的人情真丝,当着我们的面,一丝不苟、一丝一扣地织成了一个个丰满的表情和心绪,而这一个个表情或心绪,近看历历在目,远看幻成晕影,竟成了历史人物正面形象后面的光晕,隐隐约约地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后面,在正史人物面部的组线条的间隙里或隐或现,从而衬出了历史人物的更加丰满的表情、更加真诚的眼神、更加可亲可爱的内心世界。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在我看来,正是这些若有若无的丝线织就的晕影,才是正史背后那些足以影响历史的人物作出历史判断和施行历史事件的最为真实的因素和最为确切的来由。柏田作为写历史的文学家或者说用文学笔法写真实历史的人,竟然以这样操作女红般的硬功夫细功夫,将历史早已遗弃在记忆深处的边角料,浸泡拆洗,理丝成线,重新织出了一副副绚烂多姿、充满人味的历史面容。

我迫切地期待着文学家柏田继续进行历史人物的耕耘,并将笔触继续往历史的远处和深处探索,搜集整理出更为丰富的真材实料(包括考古学的累累成果),在历史宏观框架的背后,以他精确灵巧的工笔笔法和站在理性后面的感性叙事手法,润物无声的绘出整个中国的古代史上那曾经是一个个鲜活活人的鲜活画卷,然后一帧帧地在未来的日子里逐步展示给我们。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人的历史,是充满人性、充满真诚的人味历史。

面对柏田的三部曲,我依然像22前的那个尴尬的小警察一样,丝毫说不出心中的千言万语。

【武陵山2011年3月10日晨于半半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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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裕来

袁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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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4月出生,浙江奉化人。 1989年浙江大学毕业,工学士。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专业代理行政案件。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主任。 著作: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Ⅰ》(2003年8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Ⅱ》(2004年7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III》(2006年1月); 《对<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若干条款的质疑》(2006年12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IV》(2008年4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2009年1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I》(2010年1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II》(2011年3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III》(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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