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的原告由于处于特殊的情境，神经常常高度紧张，很难相信社会，对于我的信任和信赖也是非常脆弱。因此，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呵护当事人对我的一丝信任或者信赖。有时让人感到有些过分，但我认为是必要的。

以这几天碰到的两个案件来说明。

第一起是浙江平湖的。2010年6月7日，嘉兴市港务管理局独山港务分局向当事人送达了一份《关于告知自行拆除临时装卸设施的函》，其中提到浙能嘉兴独山煤炭中转码头项目“围堤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于2010年4月16日经嘉兴市发改委批复（嘉发改[2010]139号）；该围堤工程初步设计已于2010年5月20日经嘉兴市发改委批复（嘉发改[2010]179号）。”

2010年9月29日，当事人委托我提供法律服务，当天，我代理当事人向嘉兴市发改委申请公开嘉发改[2010]139号、179号批复。由于，嘉兴市发改委一直没有答复。2010年11月15日，我代理当事人向浙江省发改委提出复议申请，请求其责令嘉兴市发改委限期履行法定职责。

几天后，嘉兴市发改委寄来了嘉发改[2010]139号、179号批复。又几天后，浙江省发改委法规处处长给我来电称，既然我们申请复议的目的已经达到，可否撤回复议申请。处长口才很好，说是我们律师应该配合解决行政争议，说浙江省发改委还和省律师协会、司法厅联合下发过传达这种精神上的文件。我没有同意，我们说当事人眼里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目的是唯一的，那就是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弄到两个批复。

政府部门想讲道理的时候就跟老百姓讲道理，不想讲道理的时候就不跟老百姓讲道理，或者说一件事情上，有些环节讲道理有些环节不讲道理，这其实是最不讲道理的，我非常反感于政府的这一做法。但是，我依然答应跟当事人商量了再说。

这个星期一，在平湖法院开庭，碰到了当事人。当事人说让我决定，法律上的事情他们不懂听我的。但是，我仍然不同意撤回复议申请，因为就整个拆迁事件来说，政府并没有和当事人带着诚意在深入商量。在这种情况下，在任何一个环节，我都不会跟政府妥协，否则极有可能引起当事人对我的不信任，我想他们应该不可能充分理解这一撤回复议申请的真正含义。

另外，一起则是宁波的案件，是昨天开的庭。500多村民起诉浙江余姚市人民政府。

这起案件因为来来回回已经有过几个回合，村民们已经对于法院是否能够依法裁决，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信心，因此情绪非常激动。由于审判长比较有经验，又安排了一个大法庭，因此开始庭审秩序良好，谁知庭审过程中政府一代理人竟然低头接听手机，结果引起了村民们的不满，场面一时失控。当然，村民们确有些借题发挥的意思。

后来，合议庭把此人的手机收了上来，才平息了村民们的情绪。

当审判长宣布休庭时，村民们的情绪又爆发了，有人冲过去要殴打该政府代理人。法警、村民诉讼代表人和合议庭成员纷纷劝阻村民们。此前，在这一系列案件中，政府代理人曾经遭到了村民们殴打。

唯有我纹个地坐在代理人位置上，没有过去劝说村民们。

回到办公室后，我跟审判长通了个电话，我和已经打了近10年的交道，我从内心中非常尊重他，我相信他也很尊重我。我向他作了一些解释，我认为庭审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他似乎有些怪我没有出来劝阻村民们：“你出来讲几句又会怎么样呢？”他大概是认为我出来讲几句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

因此，我就不能不解释了，首先，我说村民们真的情绪失控的话，压力最大的应该是我，事情的起因终究是因为我提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连环诉讼，而且如果真的有谁被打伤了，毫无疑问的总是我执业史上的污点，但是，我得保护好村民们对我那点信任感，以便接下来协调解决事情，如果我站在法院的角度劝说村民们，村民们对法院已经有着很深的偏见，他们不相信法院，当然也会不相信为法院讲话的人，他们对我的信任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荡然无存。

后来，我将几位村民代表叫做办公室，初步沟通的效果果然不错，原因是他们依然信任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