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让人很难相信，我接受委托的行政案件，基本上是没有争议的。如果当事人和政府机关的纠纷，确实需要经过庭审才能厘清的，在目前的环境下，老百姓是不可能胜诉的。我就不会接受。

因此，不客气地说，行政案件的庭审，很多时候就是听取政府机关代理人在法庭上扯蛋。而这种角色，很多时候是由律师担任的。很多律师并且会因为代理政府机关而感到自豪，能够被政府机关青睐说明律师有档次。

前天，在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开庭一起行政案件的庭审情况，可以说是现阶段行政诉讼庭审的样本。

2010年9月，浙能嘉兴独山煤炭中转码头项目围堤工程开始施工，我的当事人是一家装卸联运公司和船务公司，就在围堤工程范围内。围堤工程施工，严重影响了两公司营业，而且很快两企业却面临关闭。水上水下施工许可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嘉兴海事局2010年9月25日核发的。核发最主要依据是，嘉兴市发改委批准了嘉兴独山煤炭中转码头项目围堤工程。建设单位是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属于浙江能源集团独资企业。浙能集团也是乐清电厂的老板，因此和钱云会案有点关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规定，浙能嘉兴独山煤炭中转码头项目因为涉及深水岸线，需要经过国家发改委批准。可是，我们了解到，国家发改委尚未批准，我代理当事人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前天，南湖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根据起诉、答辩，法庭总结了两个争议焦点，庭审就围绕着焦点展开：

一、原告与核发施工许可证行为有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装卸联运公司建有一个码头，是经过嘉兴市港务局批准的，不过批准时，有一个承诺，国家建设需要时，应该无条件拆除。

被告和第三人代理人认为，既然原告当时承诺，国家建设需要时无条件拆除，现在国家建设需要了，就应该履行承诺，因此原告与被告核发许可证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我说，国家建设需要，应该是有法律依据的需要，也就是说，必须项目得到了依法批准，否则，岂不是说，政府随时可以让原告拆除？原告码头建设是经过批准的，两家企业营业也是经过核准注册的，被告核发施工许可证，施工将导致码头的报废和企业的关闭，自然与原告有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基于，被告和第三人代理人一再强调，核发施工许可证和原告方没有利害关系。我最后换了一个角度，说，围垦工程将使原告码头报废，损失几千万，将影响原告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命运，被告和第三人代理人的说法很冷酷，我听了感到很沉重，我认为是不应该的，超出了底线。

果然，对方律师的说法引发了当事人的激烈反应。下午，甚至强烈要求该律师随他们到现场看看，到底有没有利害关系，差一点就演化为暴力。

二、被告核发水上水下施工许可证是否合法？

这个焦点的关键是，浙能嘉兴独山煤炭中转码头项目围堤工程，是不是浙能嘉兴独山煤炭中转码头项目的一部分？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嘉兴市发改委自然无权单独就项目一部分单独作出审批，被告核发施工许可证就是不合法的。

对此，我认为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一个整体项目的部分工程，怎么可能会是一个独立的项目呢？关键仅仅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去思考。浙江海事局、国家海洋局、交通运输部等相关批文，都是将浙能嘉兴独山煤炭中转码头项目作为一个项目对待的。甚至，嘉兴市发改委批文中也明确围堤工程是码头工程重要单位工程。我说，嘉兴市发改委单独就项目一部分作出审批是不合法的，从法律上来说，国家发改委也有不予批准的可能，那时围堤工程已经完成了怎么办？

被告代理人是如何答辩，我已经不记得的。第三人代理人则表示，国家发改委确实有可能不批准码头项目，但认为围堤工程有独立性，即使国家发改委不批准码头，围堤工程的实施也不过是多了一块平地，那也是好事情。

原告合法营业的企业被迫关闭，码头也因此报废，对方竟然认为，多一块平地是好事。第三人代理人的这种逻辑，我感到实在无需辩驳，我概括地重复了她的观点。

本来还有一种争点，是被告和第三人代理人坚持主张的，两位代理人认为，两原告是独立法人，应该单独起诉，而不应该作为共同原告起诉。由此可见，这二位同行实际上是不懂行政诉讼的，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同一行政行为受到侵犯，当然是有权共同提出行政诉讼，实践中，几十个或者几百、几千被拆迁人或者被征地人不服拆迁许可行为或者征地批文，从来都是共同起诉的。不过，法庭没有将这一点列入庭审焦点，认为这一点无需几方。因此，尽管，原告和第三人代理人在庭审中多次以不同方式在重复自己的观点，我一直未予回应。

就这样一起实在是不应该有什么争议的问题，庭审竟然弄得很激烈，而且我感到对方的音量似乎不比我小。好在，审判长主持庭审水平较高，庭审因此还算比较顺畅。后来，我才知道，审判长是副院长，当然是那种技术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