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应该是2006年开始，代理温州特大环境污染案，胜诉国家环保部时，有几家境外机构开始联系我，主要是媒体记者，还有大使馆和领事馆。

曾经一次，我初步答应了一家日本媒体的采访，但表示要请示一下司法局。向宁波市司法局汇报时，前局长以老大哥身份劝阻了，态度极度重视极度严肃极度诚恳，说是这次务必要听他的，“外事无小事”。

之后，又陆续有几位新闻界朋友劝我不要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于是，我就这样确定了原则：不接触境外媒体和机构。

以后的几年，联系我的境外媒体和机构明显少了，他们应该也是有联络的。但是，接受上海大火案之后，情况又变化了，有时一天就能够接到几个境外机构和媒体的采访电话。

我无一例外地谢绝了。境外媒体和机构打电话过来，首先都会很清晰地介绍自己的身份，这让人很放心，甚至有些感动。但也有一次是例外，来电介绍自己时隐隐约约，直接进入对话时，我才意识到是境外媒体，追问之下，对方才明确自己的身份。

更加荒唐的一次是，一家媒体报纸的老总，听说是被国家某部门列入敌对势力的，竟然在一份材料中说我正在帮他搜集723动车追尾事件的材料。真扯蛋!差点，我就列入了黑名单。一旦进入黑名单，就会很多人想踩死你。幸亏主管部门及时作了解释。

坦率地说，我的觉悟还不够高，尚没有能把境外媒体和机构当作“敌对势力”。我只是觉得现在这样，自己执业和生活才能更加安全，我只是一位俗人，一个很现实的人，没有什么宏大的目标，更没有作好准备为什么主义牺牲自己。我只想做一位合格的律师，一位能够坚持底线的律师。

如果非往大了说，我觉得也只有现在这样，才能够为社会为国家做更多事情。

对境外机构的采访，我只能说声谢谢，说声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