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生死与我们的难题　　

作者:羽戈  

2010-12-13 09:18 星期一 晴

一年两番“被去世”，金庸（查良镛）先生可谓2010年度最低眉倒运的名人。头一次是6月初，媒体界盛传金庸逝世，金庸的二位好友潘耀明（彦火）与倪匡，及金庸所创办的《明报》皆挺身辟谣，金庸才快速“复活”于公众心目之中。这一次是在12月6日晚，谣言更加有板有眼，连致死的病因、时间、地点都伪造得一清二白：有人在微博发言称“金庸因中脑炎合并胼胝体积水于2010年12月6日19时07分在香港尖沙咀圣玛利亚医院去世”。事实上，香港并无尖沙咀圣玛利亚医院（这家子虚乌有的医院倒是声名远扬，相传陈冠希曾在那里被黑社会追杀）；据闾丘露薇证言，12月5日，金庸刚出席树仁大学荣誉博士颁授仪式。谣言再次不攻自破。

“被时代”的谎言与真理

其实，在一个“被时代”，一切皆有可能，无论是“被去世”还是“被出生”，无论是“被增长”还是“被慈善”，无论是“被爱国”还是“被忠诚”，就连“被自杀”都可以“被幸福”呢，岂不闻，纵做鬼，也幸福。

当然，金庸“被去世”不同于某些人“被自杀”、“被增长”。后者的幕后推手，是这个威权主义的“被时代”的打造者与主宰者：公权力。很多时候，金庸都是与至高无上的公权力者肩并肩伫立在同一战壕。他自然不可能像看守所里的某些悲情公民一样，沦为“被死亡”谱系的孤魂野鬼。他之“被去世”，与政治似乎无关，更像是一个传播学上的玩笑，一场微博广场的“欢乐中国行”。

先说微博。从发布金庸“被去世”的谣言，到争相传播，到质疑，求证，最终辟谣——微博不仅提供了传播的物质载体，更塑造了传播的社会属性。作为自媒体兵器库里的短刃，微博的迅捷性无与伦比，其脆弱的真实性同样饱受质疑。它可以星驰电掣的速度普及一条常识与真理，将封闭于牢笼的丑闻、恶行曝光于天下；亦可以星驰电掣的速度散布一条无根据的流言乃至谎言，譬如谣传金庸、余秋雨等名人“被去世”。一言以蔽之，微博是一柄双刃剑，或者说，它只是一个中立性的工具，不必在它身上加载过量的道德砝码，这可能助长它的荣光，同时却可能构成它无法承受的耻辱之重。

我关心的问题，不在批判者所呼吁的媒体之自律，公共道德之重建，而是，世人——包括某些名流与以责任感、担当精神著称的知名媒体——为什么热衷于传播金庸“被去世”的谣言：只要你稍稍点击两下鼠标，问一下谷歌，便可知香港尖沙咀并没有一家叫圣玛利亚的医院，谣言就像枯萎的稻草，一折即断，真相就像稻草里面潜伏的沙尘，迷茫了你的眼睛。这种求证，无须高超的电脑技术，无须像乾嘉学派那样皓首穷经，考镜源流。只是，这举手之劳，挡不住谣言肆虐的风潮翻滚。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播心理呢：所参与其中的媒体丧失了最起码的职业伦理，这一点姑且不言，单说公众，假如你不是无头苍蝇式的盲从者，也许你一开始打算转发这条微博的时候，心中确实将信将疑，眼神确实左顾右盼，那你为什么不另打开一张网页，输入谷歌的网址，输入“香港尖沙咀圣玛利亚医院”，而是决然点击了“转发”？仅仅因为前者太麻烦，后者更便捷？麻木与懈怠绝不是最有力的答案；传播神经的潜意识亦非普遍性的诠释。我毋宁认为，这是一种信息依赖症的流毒，在一个浩如烟海的信息社会，只要是信息，先不辨真伪，以最快的速度传播与分享，才是参与公共生活的第一义。正如你不点“转发”，亦不去求证，对其置之不理，就会感觉自身被隔离于信息政治的柏林墙之外，沦为信息社会的局外人。

另一点，就谣言而论，坏消息总比好消息传播更快，谣传名人去世、灾祸、婚外情总比谣传他们出书、获奖更容易受到关注。古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诚然，这基于公众猎奇、猎艳的幸灾乐祸之心理。同时，这与围困我们的时代性息息相关。你要知道，“被时代”所对应的权力关系是多么畸形、恐怖，“被自杀”、“被增长”、“被幸福”的形同鱼肉的无权者最希望看到什么。相比这个时代的真理，他们更愿意参与这个时代的谎言建构。因为后者不需要责任，不需要勇气，几乎什么都不需要，而且能够从中觅得一种喜剧时代的狂欢气质。待谣言破灭，真相裸露，舆论大爆炸，世界一团糟，这正是造谣者与传谣者的杰作，他们像马戏团的小丑一样躲在幕布的暗角嘿嘿冷笑。

这是娱乐，还是愚乐？我并不反对喜剧化的解构与反抗，我只是担忧，在这种反抗过程当中，我们所得到的事物，远远小于我们所丧失的事物，譬如真相，譬如责任，譬如，我们积极转发金庸“被去世”的信息，到底得到了什么？

金庸的生死与我们的难题

既然谣言的主角是闻人中的闻人金庸先生，那就不妨多说两句。

董桥曾论金庸：“……查先生当年在《明报》天天写社评议论世局国事，有口皆碑，不少人想知道他判断政情为什么都那么准。查先生私底下总爱说，人是自私的，推测个人或政府的用心和行动，必须推己及人，先从其自私的角度衡量其得失，然后判断其下一步之举措，一定不会离题太远。”那么，我们亦不妨从最自私的视角揣摩金庸的心思。

金庸会如何应对“被去世”的谣言呢？这有些难以捉摸。换作古龙，估计会一笑了之。金庸的智慧不弱于古龙，但他终究是世俗中人，他有一颗坚硬如铁的事功之心，立言之外，他还想立功、立德。古龙游戏红尘而超然红尘，金庸则始终冲不破红尘的业障，所以他在晚年，不是采菊东篱，不是塞上牛羊，却依然风尘仆仆，席不暇暖，出镜、兼职，连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的鸡肋职位都不愿错过，可见其心志之俗。

若论通达，不必比古龙，金庸也许连冯小刚都比不了。冯小刚患有白癜风，近年愈发严重，猛然撞见，犹如白日遇鬼。有人献上祖传秘方，却被冯小刚婉谢：“常遇热心人苦口婆心劝我治疗脸上白癜风且免费献出祖传秘方，在此一并叩谢。这病在下就惠存了。不是不识好歹，皆因诸事顺遂，仅此小小报应添堵远比身患重疾要了小命强。这是平衡，也让厌恶我的人有的放矢出口恶气……”依金庸的脾性，他会不会说：有人两次三番咒我早死，那是替我积德呢。我看很难。

金庸信佛，他的道却是入世修行。他写武侠，写到《鹿鼎记》，就不愿再写了。一是因为从“侠之大”到“侠之疑”的逻辑绵延，到了韦小宝头上，侠的精神消解殆尽，再写的话就不是武侠小说，而是政治小说。二是因为，韦小宝可谓金庸笔下龙蛇当中最入世的男主角，质言之，韦小宝就是另一个金庸，保皇与革命的两难之间，小宝说，老子不干了。金庸何尝不是如此呢。1972年9月11日，《鹿鼎记》在香港报章刊完最后一节，金庸封笔；二十多年后，他连亲手创制的《明报》都售予他人。这何其决绝，非大聪明人不能如此。

然而，“老子不干了”的晚年金庸，终究放不下事功之心。否则他就不会时时出山，就不会再作冯妇，重修小说。这样的人，要说窥破了生死之境，可与死神喝酒下棋，谁会相信呢。

庄子说寿则多辱，我曾引此言评李敖的晚年，捎带金庸，这实属不敬，在此修正，祝愿金、李二先生长命百岁。不过，我还是有些矛盾，一方面，我与金庸无怨无仇，自然无由咒其早死；另一方面，金庸的十四部小说，从知识产权上讲，属于其个人，他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画龙点睛也好，画蛇添足也罢；抛开法律，这则是华语文学的共同财富，构成了数代人的自由梦幻与青春记忆，我们的记忆，就像银行卡的密码，哪怕是开户行，怎能随意修改呢，黄药师可以恋上梅超风，王语嫣岂可重回慕容复身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无奈认同了“寿则多辱”的说法。假如金庸还要改写经典的话，我是多么希望，“被去世”的谣言能成为现实。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

袁裕来注：

匆匆读完羽戈这篇博文，根据我的领悟，作者主要表达了三个方面思想：

1、制造查先生死亡，诸如此类谣言是不对的，也得不偿失。

2、制造查先生死亡，诸如此类谣言偶然事件后面有必然性。

3、诸如查先生此类名人，应该多积德行善。

第一点，应该是真理。第二点，不好说，查先生自我检讨会比较精彩些。第三点，很好，但有难度，各人性情不同，有些同志做好事会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