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没有想到，那篇“在我国，主要纳税人是国家和政府”经过腾讯转载，竟引起了一些反响。其实，在那篇文章中，我本来想表述的观点是，从理论上甚至从法律上来说，我们的主要资源是公有的，但实际上是政府直接占有和经营管理的，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

从国有企业收取征收，就是政府在自己内部循环，大型民营企业基本上也在政府控之中，那些税收常常以不同形式予以了返还，有明明白白的返还，也有以低价供地等变相形式返还，后者可能是主要的。因此，那些税收实际上依然是政府缴纳的。总之，在我国，政府占有了主要资源，政府经营着这些资源，政府将一部分经营所得以税收或者其他形式从一个口袋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口袋。这就是实质和本质。

说穿了，这个国家就是那些掌握着权力掌握着资源的少数人的游戏。广大百姓，广大人民，只是客体，是被主宰的对象。谁掌握了资源谁才有发言。

先富起来的政府岂能不“昂贵”

时间：2010-11-10 14:57　　作者：溪兰城　　新闻来源：环球网　　

在日前的“变革世界的中国策”财新峰会上，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保育钧称，我们的政府是全世界最昂贵的，谁都能看到“到各地去，盖得最漂亮的是政府大楼，公费旅游、出国、招待，还有公费汽车，政府奢侈得很”。他说，我们讲了很多以民为本，但什么时候以民为本了？实际上是以官为本。

以官为本，此话怎讲？保先生从财政结构角度描述了从中央到地方财富怎么向政府倾斜。首先，对于财政、税收的收入支出，老百姓处于云里雾里状态；其次GDP年均增长10%、财政税收增长20%，主管部门非但没减税还说并不高；第三，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后，财权进一步向中央集中，拿到事权的地方政府，搞不到钱只好“卖地为生”了；第四，现在几十万亿国有资产，多得不得了却不列入财政预算。这几件宝贝一叠加效果就出来了，1992年的时候大家都下海、干企业，现在大家都往“钱眼”里面钻，跑回来考公务员已成为新时尚。

其实，“中国有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府”，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早在今年两会期间，我们就发现有网编质疑“三公”消费过高。当时激发这位编辑灵感的是，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在两会上说，据他了解，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很高的国家。行政成本最低的日本，一般性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2.8%，美国是9%，中国高达23%。而这个“第一”也不是现在才创造的，事实上在此之前三年时，《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就说过，2004年中国行政成本全球最高，2005年26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现在行政成本是25年增长87倍。

没有高收入，哪来高支出。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钟茂初近日在《人民日报》直接指出，当前“国富”的主要形式就是高税收，即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国家收入比例较高。常言道，“人怕长膘猪怕壮“，政府怎就无此担忧？这是有原因的。法律工作者袁裕来今天在财新网撰文，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税收的纳税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我们甚至可以说，国有企业的纳税人实质上就是国家，因为国有企业就是由政府管理、政府经营的。”他继而指出，在我国，主要纳税人是国家和政府，所以，纳税人的权利与百姓何干？法律人的逻辑向来是残酷而清醒的。

保育钧给大家讲了个故事。他说，1979年农产品大涨价，农民收入最高。大家都有阻力，说收入这么高怎么办？于是，胡耀邦同志就出了一个题目，生产目的是为了什么，在人民日报社进行讨论。自然，大伙都明白是“为了物质文化需要”。但结果讨论很快就被打下去了，因为大庆的同志坚持“先生产、后生活”。这么看，现在倒不用发愁故事里的难题了，因为“国穷”特殊时期已过去，普通人亦无“高收入”困扰吧。现在的麻烦是要不要让政府独自富下去。(溪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