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明和张培鸿，可以说是中国律师界的一对活宝，两人都是资深律师，绝对的专业刑辩律师，执业十多年从未染指过其他案件。在业内都颇有影响力。在我的记忆中，首先似乎是培鸿一直在展示着对于刑辩环境的失望和绝望，哭着喊着要退休云云。现在友明也终于绝望了。可是，培鸿却发现了希望，发现了“沉默的大多数”（见他的博文）。　　培鸿发现的并不是新大陆。这个国家很大，进步也难退步也难。有一些地方在刑事辩护中一直坚持着底线，坚持着理性，这是肯定的。其实，其他的领域也是如此。法治的倒退未必席卷了整个大地，吵闹着的并不代表一切。我记得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小山村除了喊喊口号、唱唱革命歌曲，生活和工作似乎并没有受到颠覆性的影响。　　扯得远一点，一个健康的国家本来就应该这样，吵闹的归吵闹的，干活的归干活。前者是所谓的政务管，后者是事务官。当然，我国敬爱的祖国距离那个境界还很遥远。但是，国家的秩序在任何时候，总还是会残存着一些理性，这些星星之火大概就是希望所在。　　不过，在我看来，友明的绝望，也不一定是因为生活处境的糟糕，或者世道的不堪，而是在寂寞时，忽然深切地感受到了人生的虚无。人处于这个世界注定是孤独的。我在大学时阅读尼采的著作，记住了一句话，人生的底下是黑洞，意思大概是人生的本质是经不起深入思考的。至于，对于刑辩环境和国家前途的忧虑，似乎只是友明为自己强烈的情绪抓住的出口。毕竟，为国家和民族的途径而忧郁总是很时髦的事儿。　　　　　　　　　　　　　　绝望

张友明

一个人关上房门，枯坐在办公室，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恐惧和恓惶。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是感觉自己的内心不断地在往下沉，找不到可能的探底或者可以途中抓到的任何物件，仿佛如在梦中坠落，但却又能够深深地体会到梦中感受不到的痛和冷的感觉。

我担心我再一次回到前两年的那个冬天，那时候一场后来才知道的抑郁症袭击过我。那段时间，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便常常感觉到一种没有来由的窒息和绝望，每当当事人离开我的办公室，随着关门声的响起或者是自己关上房门，刹那间我的内心便立即如同掉进一个深深的冰窟，外痛内凉而两者似乎毫无联系又找不到别的原因的那种。后来虽然经过努力，我得以逐步逃离了那种巨大的恐惧和痛苦，我非常庆幸自己成功的逃离。难道这次抑郁症又要重新走进去我的生活吗？

正如我现在的感觉，我实在找不到任何原因，只是感到非常非常的失落和无依无靠。正如现在，我坐在电脑前，用手指敲打键盘，并不知道自己打算写什么，也不知道下一句话将要说什么，只是觉得要做这样一件事情。总之心里空空荡荡，不知所从。

然而究竟我终究还是有些残存的理性的，而我的理性也在告诉我，我并没有停止观察和思考，实际上我当下的思想里，就正在想着一些事情，那是一些在别人看起来也许是杂乱无章、在我看来虽近犹远而且毫无紧迫感的事情。这难道就是我恓惶的原因？！

作了多年的刑辩律师，还很年轻的培鸿最近竟然也说到想退休了——这可是我想了很多年的事情。两年前的那次生病，也有这个原因，难道是培鸿的话把我逃离的修炼化为了泡影？

社会似乎走到了千年未遇变局的前沿，这个前沿混合了清末民初和现代社会的种种杂杂，也有些像是要顺应一个如同要准备再经历300年汉唐时代那样毫无指望的盛世。王国维那一代翘楚们所思考的，作为屁民的我似乎也总是沾点边，苦于消化不良，苦于看不见尽头，苦于与生俱来的原罪在今生的修行中不但不能得到解脱，反而要加重罪孽，我感到无可奈何。午夜难睡，过午不醒，唯觉得自己是动辄得咎，正所谓出家不行，出世无望，随波痛心，逐流怨蒙，饮酒偷乐，酒醒无人，枕边泪水，梦中黑云……

前些日子，本来看见了很多看似前行的好迹象，我的朋友和我关注的业界或者非业界大小人物，也有很多似乎都抱有这样一种谨慎的期待心情和喜悦感，可是随着近几天答案的正式出炉，这个梦想似乎在血泊中破碎，我确信那个梦已经连一点影子都找不到了。另外的一些依稀仿佛的幻觉与实景，如朝鲜的血缘三代的更替，中国式的成熟的接班人模式，国内社科界的左右中、保革维的争论，国外的反向呼应，石原慎太郎的访谈，还有北京、上海、杭州的一些律师和外地如杨金柱们以及一些我不便说出名字的同道、友人的声音、话语被边缘、被弱化、被淹溺，凡此等等，竟如缤纷雪片，滑地盔甲，虽然一度纷纷扬扬、掷地有声，但到头来似乎都成了倾巢之下的卵蛋。《2012》，我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就突然来了，并不让任何生灵发出一点点属于屠场上的声音，就灰飞烟灭了。

从小学到大学，从基层到高官，课堂的声音和官场上的声音一样的虚假不堪。老师知道自己所教无聊，学生更是只能各寻暂乐；所谓清官、好官，不过只是封建官僚们坐坐轿子，下下基层，帮助排除几个民间矛盾，讨回几笔无法拿到的欠薪，关几个似是而非的贪官，打几个由屁民抱团的“黑社会”，在落实上级“一票否决制”的GDP和维稳指标上表现相对消极的，有时候反而是老百姓拥戴的官僚。在这个社会，没有一个是家长和教育主管机关都一直称好的老师和学生，没有一个是老百姓和考核机关双方都得满分的政府官员。我不知道这个时代的标准在哪里。

从家到国，战略的和战术的都几乎发生断链，生理的和精神的同时出现严寒。物价飞涨，人心惟危，假大空骗，横行霸道，贫富悬殊，杀幼自杀，赌毒自慰，越勤越穷，本代空想，后代无望，司法不足信，信访不足凭，在职艰难挣扎，退休更是无靠，恶行明火执仗，善举泯于耻笑，礼义廉耻不行，情义诚信遭殃……

行了，生在这样的世道，死亡比求生更高尚。

【武陵山2010年10月21日于办公室】

沉默的大多数十月

张培鸿

20, 2010 at 10:26 上午 · Filed under 法治

有一次，跟几个北京律师朋友吃饭。

说起全国范围内为被控刑法300条的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律师，到底有多少。

他们说大概有十几二十位，我笑了，告诉他们我知道的就超过一百人，还开玩笑地批评他们是井底之蛙。

有时候去一些很小的地方开庭，经常会碰到一些当地的律师，操着难懂的方言，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仗义执言，即便是敏感的案子也不例外。

从来没有媒体去采访他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凭一个案子暴得大名，他们也极少谈论这个改革那个改革，但确实是在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敲打着法庭，一件事一件事地在抵抗着法治的倒退。

他们可能不是沉默的大多数，但绝对是沉默着的相当一部分人。

想到北京的李霄林律师，在珠海遇到了真正在执行《律师法》的看守所，激动得不得了。

珠海看守所我去过，大致是李律师所说的样子。

上海的虹口看守所，其实也早在《律师法》出台之前，会见手续就相当简便（会见环境有倒退），只不过宣传得少了，变成了沉默的极少数。

《看守所百态》完成后，发现漏了好几家值得一记的，比如厦门一看等。

补记一嘴，权作备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