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生命权和计划生育的较量一案（详情见http://blog.caing.com/article/10868/），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斯伟江同事丁金坤和胡玮律师专程参加了旁听。基本情况，丁金坤律师进行了一些描述，我这里不再重复。附有博文。

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合议庭当庭宣读了三份调查笔录，是明显有利于被告的，用来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对此，我提出明确而强烈异议，认为这三份笔录严重违法。嘉定区人民法院在该案中的表现，让我感到很遗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第2款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

我专门行政案件近10年，还从未碰到过人民法院在法庭上，如此明目张胆公然违反司法解释，偏袒政府机关的。

不知道，这是不是准确地反映了上海市行政诉讼的司法环境？有意思的是，丁金坤律师送我到车站的路上，却在问我，以后有没有可能到上海发展。我说，上海，行政诉讼律师活得下去吗？

袁裕来现象：行政诉讼的环境

2010-12-09 08:40:15

丁金坤

昨天旁听了嘉定法院审理的一起计划生育行政官司，代理原告的是有中国行政诉讼第一人称的袁裕来律师。他是专打行政官司的律师，身经百战，在浙江更是多次扳倒省政府、市政府，百炼成钢，以致浙江行政人员闻其名、听其声，都以一个专家角度看待他，而不仅仅以为他是一个律师。一些行政人员的亲朋好友碰到行政官司，也会去找袁裕来，因为袁除了业务精以外，还有铁骨，绝不会背叛当事人。袁律师的庭审表现也不凡，逻辑清楚，要言不烦，并不是罗里啰嗦口若悬河的那种，反驳对方观点，快速应变，引用法律条款随手沾来，就如卖油翁轻松把油从铜钱孔中穿过。风格上属于强势型，气势如虹（声音也很响亮），压着对方打，如果对方也是高手，棋逢对手会很过瘾，否则会感到吃力。

袁律师在宁波执业，而上海的当事人慕名去宁波聘请他，从律师角度看，是袁裕来名声在外，从行政诉讼角度来看，则是上海的行政诉讼环境不如浙江，值得深思。通常而言，上海是中心，上海律师有辐射功能，很多刑事辩护、经济诉讼，外地来请上海律师，然而来请行政诉讼律师的却很少，上海知名的行政诉讼律师更是凤毛麟角。这些足见上海行政诉讼不发达，足见上海行政司法不够透明。而浙江之所以行政诉讼环境相对宽松，是因为浙江富余，老百姓强大，政府就没有那么强势了，法院也相对中立了。

行政诉讼环境的背后，实际是人民和政府的强弱关系。浙江人喜欢自己创业，不对政府报希望，上海国企多，对政府还有很多依赖，这样一来上海政府的强势自然而然了，这样的环境中出不了行政大状理固宜然了。可见，行政诉讼第一人出在浙江东隅，除了袁律师个人能力之外，更有社会时势所在。

一个孩子的官司

2010-12-08 19:40:02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公民都有遵守的义务。计划生育法律如红绿灯，超生的停，正常的行，如果闯红灯，是要被处罚的。然而，面对红绿灯，消防车、救护车可以通行，因为灾情、病情比交通秩序更重要。同理，计划生育可否给引产会危及生命的生病母亲放行？今天上海嘉定区法院审理的一场计划生育官司就涉及这个问题。

案件基本情况是：原告是一对夫妻，被告是嘉定区人口和计划委员会。原告已生育一儿，女方患有妇科重病。在治疗期间，意外怀孕，而引产会危及生命，因此生下二胎。被告认为，原告的生育不符合上海计划生育规定，上海也没有特殊规定可以生二胎，因此对原告作出不再生育的告知书。原告不服，要求撤销该告知书。

原告夫妻及其代理律师袁裕来出席庭审，被告的一副主任和一位女代理律师出庭。法院合议庭由两位法官和一位人民陪审员组成。人民陪审员参与了庭审指挥，凝神听取双方的意见。法官也让双方当事人各抒己见，整个庭审平和、理性。书记员也记录认真，态度端庄。

庭审以略带宁波口音的袁裕来陈述起诉书开始。袁律师气势如虹，感慨激昂，指出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证据上不充分，在程序上未听取行政相对人的申述和辩解，在实体上适用法律错误，强调计划生育应首先保障生育者安全，不能冒着生命危险去引产。被告律师冷静反驳，辩称行政行为合法、合理。双方代理人准备充分，思维敏捷，辩才无碍，互不相让。

法治社会对行政执法的要求很高。本案被告的行政行为是有缺陷之处：其一、不再生育告知书中，虽有法律条文引用，但没有针对原告不能生育的具体事实和理由，这不符合行政规范。其二、作出行政具体行为时，没有给原告申述的机会。其三、上海没有对计划生育特殊情形做出规定，是一个法律空白。没有法律的依法理。在法理上，生命权第一，当引产会危及母亲生命安全时，应准许生育。

原告和被告都表示相信法律，对法院都给予很高的期待。结果如何，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