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是上海计划生育行政案当事人的一篇博文。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我一直很困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政府总是喜欢把国家弄得鸡飞狗跳，让很多人生活不得安宁。

上海计生案第一季小结

 
作者：忆星

　　约二周前，公司对我做出了免职处理，而我随即也发出了我的声明。这些情况在我之前的博文里已经记载，在此不作赘述。

 
　　约一周前，计生委与找我夫妇二人分别约谈。是她们主动上门，请了书记及工会主任到场，后才通知我。我只与其说了几句话，就觉得她们完全是在走过场，大概因之前的庭审中，我方律师质疑她们在做出行政行为前，没听取原告方的陈述和申辩。虽然法院最终没有认同原告律师的这一说法，但这次她们还是慎重一些了。但她们的问题纯粹是浪费时间。比如问道：我夫妇是哪年结婚的？第二个孩子何时出生？户口是不是已经上了？我答：这些在之前的诉讼过程中都已经非常清楚了，不需要我来重复吧？如果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话题，我觉得双方完全不必直接照面了，双方都有代理人，你们的征收决定书可以寄给我。
 
　　几天前，书记找我谈话。大意是说，上次的谈话无果而终，但计生委那边还是想听听我的想法。有人在私底下也一再向我暗示，说计生委还是给我留了口子，完全取决于我，在征收金额上还可以协商的。总之，给我的感觉是，她们有点急于了结这桩事，但又不希望是以诉讼的方式。我个人始终认为，上次就算我输了官司，他们也胜之不武。否则，他们现在就不会这么忌讳再次上法庭了。
 
　　昨天，公司即将离任的总经理算是跟我做了最后一次谈话，双方基本上是摊开来说话。
 
　　显然，计生委的确是希望通过公司层来向我反复传递一个信息，她们希望协商解决，金额上可以减少。她们一直认为是我本人太傲气，既然她们自己无法接近我，所以一开始就通过公司即将离任的管理层来打压我。前段时间又是恐吓要解聘我、最后无奈采取了对我的免职处理，都是这个策略的体现。但他们没想到这根本没吓到我。最后回过头来，她们还在通过这位老总来劝说我，以为可以迂回地达成和解协议。
 
　　这从我二天前与这位老总的一次有趣谈话中可见一斑。他刚出国归来，大概是看了我的那份谴责声明。他说：我们之间难道真的需要搞得这么针锋相对吗？我说：不是我要这样，但公司的处理没有任何道理，我总归有申诉的权利吧？你们一开始说通过决议了，认为可以解聘我。但最后怎么又变卦了、改成免职了呢？你们是想在员工面前羞辱我吗？他说：你如果真的认为解聘对你更有利，那念在这么多年的交情，我可以成全你，反正这对我又没什么坏处。我说：是啊。既然你们认为解聘是站得住脚的，你们当然就应该那么做。至于说什么改为免职还是千方百计为我向董事会争取的，这个我根本就不领情。听罢，他直直地瞪了我好一会儿，才说：这可是你说的啊。以后不要怪我。我很坚定地说：是啊。我也是认真的。这样处理就更简单了，反正我肯定会为自己维权。离职了我也好休息一、二年，正有点疲惫了呢。你们决定好了，尽快通知我。他最后说：那我还是得跟他们商量一下。但其实我心里是知道的：公司的决定是不可能朝令夕改的，又不是儿戏。再说了，现在这位老总再提议解聘的事，恐怕其他方面的人已经不会同意了。因为之前那次作出解聘决议，是在很多人不了解，只是听了书记一面之辞的情况下做出的。现在，我相信经我一闹，尤其是我还向美国新股东投诉，他们也咨询过律师。我估计他们已经清楚，公司解聘我是在法律上站不住脚的。
 
　　昨天与老总的最后一次谈话证实了我的预计，试图再次达成解聘的方案，他不可能做到了，或许他根本就没提这个事，因为那是自讨没趣。但他再次充当了计生委的说客，说我还有机会争取减少征收金额。我当即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就这个事情，没有第二套方案，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哪怕计生委只征收我一万块钱，我也坚决不和谈。这牵涉到尊严问题。因为我始终坚持认为：从法理上我是该赢的，计生委没有依法行政，法院没有依法判决。我向那位老总复述了从行政复议，到一审和二审的一些细节。说计生委和法院、或者背后的政府那帮人，他们通过变来变去的狡辩来维护他们所谓的正确。比如：行政复议时，上海计生委驳回我们的理由明明是：虽然上海计生条例规定，特殊情况申请二胎，由市政府另行规定。但由于市政府的另行规定尚未出台，所以她们无法判定重病是否属于特殊情况。她们这个理由明显存在一个法律漏洞：对于公民来说，法无规定即自由。未出台规定是政府的失误，这个责任不能由公民来承担。鉴于此，一审答辩时，计生委马上改口了。在答辩状里称：行政复议书里的这条不是作为驳回的理由。并一口咬定：我们应该按常例来申请，不属于特殊情况，不管市政府的另行规定出没出台，都跟我们的这个情况无关。但显然，她们自己也认为是在狡辩，害怕自己站不住脚，法官护犊心切，在法庭上就闹出个笑话。庭审前，法官大人代替计生委跑去另外一家医院，找了两名“红医生”，让他们在一份笔录上签字，证明我妻子的情况引产风险不大。我方律师当即抓住了他们的漏洞，说：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人民法院不能为了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代替政府机关去收集在做出行政行为时没有采取的证据。我方并当庭提请合议庭回避。结果：一审法院根本就没理睬我们的回避申请，直接判我们输了。在二审法庭上，被告律师狡辩：说一审时他们理解，我们的回避申请只是原告和律师之间的一段对话，不是正式申请。这真是奇怪了，堂堂法庭，我作为原告，这个申请是当着法官的面说的，而且书记员也记录下来了，怎么就不是正式申请？最后，二审法院也替一审法院擦屁股，说一审法官去采证，不是收集证据，只是去了解医学知识。我心想：既然是学知识去了，那么你法官大人又为何要当庭宣读这份笔录呢？反正，二审的判决书里，法院没再质疑我们这种病情是否构成危及生命的问题了，而只是说：我们的医生在病历中写下引产会危及生命，只是作为一个医生的善意提醒。至于是否引产，还是由孕妇自己来选择的。荒谬，这个是什么人性化的国家？可以说根本毫无人性！
 
　　鉴于此，我是为了争一口气。我把最后的结局都跟她们明说了：大不了，我就再输了官司。最坏的结果就是等着法院来强制执行。但据我所知，上海法院过去从来就没有因为计划生育的案件来强制执行过。我只有一套房产，她们不可能把我一家老小扫地出门吧。如果他们真敢这样做，我还巴不得呢，看最后是谁的笑话。我对她们说：我之所以敢这样做，不是挑战国家现成的计生政策，哪怕我们都知道那个政策是不合理的。我只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框里来维权，中央不是提倡法治社会吗？政府不是号召要依法行政吗？我希望以自己的个案对社会进步能尽绵薄之力。过去我们都知道，中国计生法里是严令禁止侵犯孕妇的人身和财产权的，但地方政府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呢？什么上房揭瓦、强制堕胎，什么脏活没干过。政府现在是该到了挽回形象的时候了。
 
　　有关公司处理我的事情，那位老总也说：现在听了我的意见，他也认同。不管处理的正不正确，已经造成事实了。他希望我不要再继续放在心上，公司也不可能再有进一步的处理了（也就是说，几天前他那个可以成全我的说法是莫须有的，这证明了我的猜测）。他说：职务暂时免了，今后还可以再上去。你就不要再提什么跟公司打劳动官司的事情了，这个是美国股东很忌讳的。我心想：这个我还不明白吗？
 
　　接下来，我会把从行政复议申请、复议决定、起诉状、答辩状、一审判决、上诉状、二审判决都晒出来。不是为了别的，为各位年轻的律师朋友做个案例学习吧。需要了解的人可以去这个小组里看看http://i.caing.com/forum.php?mod=group&fid=244。之所以把前述的官司称为上海计生案第一季，是因为：上次，是我依据上海计生条例中的特殊情况再生育申请条件，依法向嘉定计生委提出再生育申请。结果，嘉定计生委没批准，向我们下发了不同意再生育的告知书。针对这份告知书，我们把嘉定计生委告上了行政庭。遗憾的是，经过行政复议、一审、二审的漫漫长路，我们最终输了官司。之后，嘉定计生委通过种种途径，威逼利诱，希望跟我们达成和解。但如我上述所言，我不给他们任何和解的可能，既然他们咬定他们是依法办事，是法律正确，我就再挑战一次法庭。等嘉定计生委向我夫妇开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按她们现在的计算金额，这个数目大概会超出三十万元人民币。我会再次走行政复议、一审、二审的流程。但我与律师商量过了，这次我们不提“患病不能引产”的特殊情况了，因为这个理由上次已经被他们判输了，期望这次他们改判的可能性等于零。我们干脆就质疑“社会抚养费征收”的合法性，因为按计生法和计生委的种种说法，社会抚养费不属于行政罚款，而是一种补偿性的行政收费。行政罚款是有时效性的，他们担心超生者躲过两年的有效期。因此，才特意把社会抚养费变更为一项行政收费。但既然是收费，就应该依照我们用了多少、占用了多少社会资源，政府才能收多少，而且只能占用一年收一年的费。很明显，目前政府是拿不出一个孩子占用了多少社会资源的数据的，更何况这个孩子将来还要向国家纳税。将来老龄化严重了，根据社会养老金的现收现付制，说白了，我这个孩子还承担着养活社会老人的责任。此外，我国计生法中明确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由国务院来制定，但国务院又把这个征收标准转授权给省一级的地方政府。根据我国立法法，国务院是无权转授权的。所以，现行的征收标准不合法，应当由国务院重新制定标准，才能来收。
 
　　我估计，很快嘉定计生委就会向我夫妇开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上海计生案第二季也即将拉开帷幕，我们的代理律师仍然是号称中国行政诉讼第一人的袁裕来，请大家继续保持围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