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判决书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国务院批转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合法、合宪性问题，采用了最保守的办法，就是直接适用。这也是《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53条明确规定的，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据法律、法规，参照规章，也就是说，对于法律、法规没有拒绝适用的权力。

　　自然，《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是不科学的，因为法律之间、法律和行政法规之间、行政法规之间，可能发生冲突。人民法院必须作出选择。上述劳动教养的三个规范性文件与《宪法》、《立法法》、《行政强制法》等就是接触的。

　　但是，面对劳动教养制度的特殊性，让人民法院去否认上述三个规范性文件的合法、合宪性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实，判决书实并没有很坚决地肯定上述三规范性文件，尤其是《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合法、合宪，而是说，原告如果认为《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与上位法抵触，可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向有权机关提出审查建议。

　　2、判词认为，“国家公务人员对公民基于其职务行为的批评，应保持克制、包容、谦恭的态度。”是很有时代意义，似乎是借鉴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沙利文案及其相关案件的判词（见何帆翻译《批评官员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