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年底，ooo村几十名外嫁女终于决定走司法途径来为自己讨回公道，她们再一次联合起来，商量聘请律师来打行政官司。但是，在此过程中，外嫁女们也出现了分化。

有外嫁女迫于政府及其他方方面面压力而退出这个“联盟”；也有外嫁女通过成为“钉子户”的形式，与政府达成了私下协议，拿到了自己想要的补偿；还有外嫁女，态度模棱两可，她们敢怒而又不敢言，想争取权利却又惧怕报复。

但是，即便不断有人退出，还是有9位外嫁女牢牢抱成了团，年初，她们出资13万元聘请了宁波的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袁裕来律师，她们希望这位专司“民告官”的律师，能为她们一次又一次受阻的诉求赢来一个表达的机会，当然她们更希望的是赢得这场官司。

外嫁女们之所以聘请袁裕来，有充分的理由。

在网络上，外嫁女得知袁裕来律师是“中国行政诉讼第一人”。2000年以来，袁裕来办理行政案件上千件，被他推上被告席的行政机关有200多个，其中包括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原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海洋局以及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级人民政府。

正是基于这一点，外嫁女们在袁裕来律师身上下了这一赌注。而袁律师了解实际情况后给他们答复也很鼓舞人心：这个官司很有意思，难度不大，我有信心打赢。不过，时至今日仍不见进展的外嫁女们仍有些担心：民告官，自古都难，我们真的能打赢吗？

有了袁律师撑腰，这些不懂法的外嫁女如今既在希望也在迷茫。

这是我代理的一起案件的当事人制作帖子的一部分，首先出现在个人博客，作者将博客网址帖到了我博客某博文下面。今天，我又在天涯博客看到了帖子。

这样的帖子内容实在让我无所适从。我知道她们是在向我施加压力。

地球人都知道，在中国大陆民告官很难，业内的人恐怕也都知道，现在的我不愁接不到案件。因此，每次我接受当事人委托前，我总会从两个角度分析案件，一是从法律角度，可以这样说，凡是我接受委托的案件，法律关系很清楚，几乎可以说没有争议，这一点甚至很多当事人也知道；另一方面，当事人总会问我，对于案件有没有把握有几分，我则无一例外地说，这个不好说，任何案件的结局律师都不能说有把握，律师不比医生，打官司会出现很多人为因素的影响，何况是民告官。

然而，有些当事人却总是将再者混淆，硬是把我从法律上对案件的分析，理解成我对案件结局的分析，甚至是承诺。

当然，既然我会接受委托，就意味着，按照我的判断这个案件，即使在现实环境下，也是仍然有希望解决的。

那么，收费呢？我的案件基本上都是群体案件，外地案件我的收费是12万元代理费加上1万元，这两年律师收费渐渐地公开了，这个收费应该是不高的，如果结合我的工作量，很多案件都持续3年、5年，常常是十几、几十场的复议和诉讼，这个收费标准甚至是很低的。我的执业宗旨是，既合情合理地赚钱，同时也为社会或者说仅仅为公权力面前弱势的当事人做些事情。

而13万元的律师费，在当事人中间进行分摊，每人一万元左右，应该也不至于对当事人造成多大的困难。当然，我在内心不能这么认为，毕竟这代表着当事人的决心，更加重要的是去努力解决问题。

所有我接受的案件，我都竭尽全力，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也是一直坚持的，但是几乎所有的行政案件都不会是轻而易举的，有些更是极其艰难。

可是，常常是，当我在不计得失，顶住威逼利诱在案件努力奋斗时，不少当事人却总是喜欢在那边怀疑我，他们总是仍然认为我没有尽力，尽力也就一定能够马上解决，自以为是地使用各种让人寒心的方法，向我施加压力，譬如发帖，譬如不断地威胁很多当事人要赶到我办公室里，如此等等。

真是些可怜而又有些可恶的当事人！凭心而说，我之所以喜欢代理行政案件原告，喜欢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叫板公权力，实在是个性使然，而并不是对于弱势群体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更不是因为跟弱势群体打交道更加开心更加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