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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我不喜欢参加和专业有关的会议和活动,路上花上几个甚至十几、几十小时,去重复几句“老生常谈”,或者聆听别人“老生常谈”,这些都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展示,我不知道有什么实质意义。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每个人的工作和领悟方式是不同的。

但全国律师协会年会行政法年会,我是每年参加的,既是一种职责,也不想让自己完全脱离大环境。下个月,还会参加上海的一个会议,但几乎完全是为了跟几位朋友聚聚。

刚才在网上搜索到一位同行的博文,介绍了这次年会的情况,写得很生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记一次敏感词的另类聚会

老埃伦 

2010-12-20 

ACLA宪法与人权委员会、行政法委员会联合在北京开会,主题是“律师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的理论与实践”。大家见面相互寒暄:“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大有周星驰组织大家参观解剖天外飞仙时的感觉:“大夫”、“大夫”、“大夫”、“大夫”……

参加会议的有“上书”五教授之一的王锡锌,他现在已经改口说“搬迁”比“拆迁”怎么怎么好了;有第一个在央视说李庄无罪而被薄书记大不以为然的何兵,他的普通话没什么进步;有被同行调侃“李庄进去了,有西出来了”的陈有西,算是今年的当红炸子鸡;有一会“救”记者,一会“救”网民,在灾区跟领导的保安发生冲突的周泽,他上台就辟谣我还没被抓起来;有当年的制作著名的两百多条现在被警察半夜敲门的秦兵;有一脸执拗的袁裕来;有著名的“反拆迁父子兵”中的爹王才亮;有著名的乔占祥;还有著名的那个结巴的辩护人,等等。高大的魁梧,矮小的精神,脸黑的敦厚,脸白的精明,总之头角峥嵘,奇形怪状。

绝大多数的发言都是老生常谈,“正面”的讲就是多参与主流话语体系,多跟权力打交道,通过具体而微的工作推进它的进步;“反面”的讲就是民间维权、媒体维权、合法抗争。调侃的人说我们一定要遵守规定遇到敏感案件就向司法局律师协会打报告,可是被报告者哭丧着脸说求求你就别让我知道好不好;激烈的人说稳定对面就是崩溃,要行动,理性来的慢了,革命来的就会快。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王锡锌和另外一位律师披露了全国的“维稳”经费大概5200亿,接近军费开支,并因此界定了一个“危言耸听”的大好局面:“微型内战”。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正式委员参加ACLA行政法委员会的活动。无论同行们是温文尔雅或怒发冲冠,是痛心疾首或妙语连珠,我都在他们的眼中看到了真诚、单纯、热情、执着和希望,再想到去网上搜搜这些人的案子涉及多少的敏感词,真觉得这是一次多么另类的聚会。

我还有幸第一次现场聆听了大牌者如吕良彪的演讲。以前,我单知道见面就调侃他在学校里拉小提琴的场景,并且他给我的印象总是低调谦和,起码是低声细语的,没想到他站到演讲台上还愿意发出那么大的声音,让我一时不能适应。这个小个子的江西人坚持要打车回家拿车再开车送我去机场,给出的理由是虽然我们经常见面但是难得坐下来好好聊聊,也让我无法拒绝。但是,当他终于连跑带颠的抢到一部车然后带着我一头扎进“首堵”之城,他的“气焰”终于委顿,恢复了让人受用的谦抑说到:“兄弟,我送你去车公庄地铁站吧,我不敢开车送你去机场了”。

这是星期天的北京。头天我坐机场快线进城就已经被宏大堵车的景象震慑过一次了。很显然,北京的堵车,在技术层面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这就跟我们眼睁睁看着以绿化著称的南京变成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而毫无办法是一个局面。而实际上,北京治堵、南京治尘,再说到全国维稳都是一回事,没有宪政的根基,只有权力的颟顸,没有民生的表达,只有利益的博弈,治来治去都是缘木求鱼,甚至变本加厉。所以我下车前跟良彪说,年会主题“律师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的理论与实践”是个伪命题,化解社会矛盾如果用的是法治的良法,那本来就是律师的本职工作,无需大张旗鼓的讨论;如果用的是管治的恶法,那与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无关,律师最好远远躲开,免得自找麻烦、自寻烦恼、自身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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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裕来

袁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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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4月出生,浙江奉化人。 1989年浙江大学毕业,工学士。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专业代理行政案件。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主任。 著作: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Ⅰ》(2003年8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Ⅱ》(2004年7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III》(2006年1月); 《对<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若干条款的质疑》(2006年12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IV》(2008年4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2009年1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I》(2010年1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II》(2011年3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III》(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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