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第二稿公开后，我第一时间进行了表态，肯定会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可是我却发现其实需要表达的意见，早已经表达过了，我实在懒得重复。

当然，很多时候重复是极其必要的，譬如，陈有西之飞来飞去在全国各地讲座，对社会的进步是极有意义的事情，虽然我相信他讲述的大概也就那么一些道理，但同样的道理确实是需要反复传播的，面对面的传播和网对网的传播，效果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只是我个人仍然讨厌重复。虽然，生活之重复本来就是人类的宿命。

下面是羽戈和伟江就司法强拆撰写的两篇时评，道理已经讲得很生动、很深刻了，只是似乎是注定起不到作用的。本月18日，全国律师协会宪法和人权委员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年会上，王锡锌和何兵教授恰好坐在一起，后者就对前者说：“北大王锡锌教授他们在搞拆迁条例，我不感兴趣。因为没有用。我们有了《物权法》，但我们的物权哪里去了？修一百部法，不如把一个法修好。那就是修好法院。”

不过，这次的问题更加严重，恐怕连好法也弄不出来。 

从行政强拆到司法强拆的距离

作者:羽戈   标签：社会2010-12-20 09:06 星期一 晴

羽戈按：此文有两个出处：一是上周五《珠江晚报》之评论，二是上周六《新快报》之访谈。系二文整合而成。

一年之内两度公开征求意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制定者可谓煞费苦心，不遗余力。这在中国立法史上诚属反常之事。然而，在中国，任何政事，都必须从反面猜想。不妨追问，为什么经过了两轮征询民意，新拆迁条例看上去依旧难产，甚至有胎死腹中之可能：是公众的建言含金量不高，还是这些意见过于突兀、尖锐，无法顺畅进入立法者柔软的耳朵，抑或因为，所谓“第N次公开征求意见稿”，本身就是一个欺人眼目的过场、作秀？

最大的阻力，无疑来自地方政府，它们靠土地财政吃饭，靠拆迁拆出新中国。套在它们头上的枷锁太多，哪怕是头蠢驴，都晓得抵触与反抗。何况是只手遮天的公权力，它们动动手指，新拆迁条例的版图就得天翻地覆。譬如关于“危旧房”的改造，是否作为公共利益，谁来定义、确认公共利益，第一稿将此权力归属于地方政府，同时为了防止公权力滥用“危旧房”的概念，在征收、补偿程序之中架设了许多关卡，将“危旧房”改造的决定权交给了被征收人：其一，明确规定危旧房的改造需经90%被征收人的同意；其二，要求补偿方案需征得三分之二以上被征收人的同意；其三，要求补偿协议签约率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方可生效。

到了第二稿，这些条文便不见踪影。官方理由是：这么做有困难——谁有困难呢？

第二稿的另一个焦点，是打算取消行政强制拆迁，把这种强制执行权交到法院手里。正所谓变“行政强拆”为“司法强拆”。据报道，这么改，地方政府官员并无太大意见，因为这是苦差事，所直面的是民众的拳头、菜刀、燃烧瓶以及舆论的镜头，绝对属于高危职业，一步不慎，便可能丢官罢职，乃至丢了小命。由法院来干，地方政府反倒省事了。作为新拆迁条例权力博弈当中最强势的一方，只要地方政府点头，即可敲定。哪怕司法权不乐意，不愿介入，但你什么时候见过，胳膊能拧过大腿？

其实，不管是行政强拆，还是司法强拆，要点首先在于“强拆”，在于执法者的推土机身上覆盖的煌煌合法性。打个比方，行政强拆好比鼠鲨，司法强拆好比白鲨，诚然，白鲨要好看一些，可它仍然是鲨鱼，仍然长有利齿，仍然要攻击渔船与渔民。有些人还在争论，到底是行政强拆好，还是司法强拆好，这仿佛在比较，我们是被鼠鲨吃了好，还是被白鲨吃了好。真正的火力点是“强拆”之立法，不把这个点打掉，即使由中国足协、中国作协来负责强拆，唐福珍们依然难逃厄运。

司法权到底该不该介入呢，这则要一分为二：如果地方法院能够保持充分的独立性，能够不看地方政府的脸色审案子，那么，我承认，司法强拆所带来的危害度，很可能远远小于行政强拆，这一手交接，未尝不可期待；不过，如你所见，许多地方法院，不过是地方政府的丫鬟仆从，它们穿的是同一条裤子，服侍的是同一个主子，行政强拆怎么样，司法强拆就怎么样，这两支笔，只会写出同一个血淋淋的“拆”字。如此而言，司法权是否介入，无关法治之大局，只关系地方政局的内部博弈。

从行政强拆到司法强拆的改革，相当于把一把刀从左手递到右手。二者的距离之短，可以忽略不计，你只需要盯住那把杀气腾腾的刀。

司法强拆：强拆了司法，还是重建了司法？

斯伟江

2004年我国修改《宪法》时，已经把依法治国写入宪法里面，然而，如同北大五教授指出的，国务院的拆迁条例明显违反《物权法》、《宪法》，全国范围内烽烟四起，全民指责这个拆迁恶法，然而，几经周折，拆迁条例一不尽如人意，然毕竟有些进步，二拆迁条例稿二，则，彻底把民众对拆迁变法的希望变成绝望。笔者倒不想花费笔墨讨论拆迁条例的修改，只想就此谈下为什么政改那么艰难？

其实，改革确实是很难的。如同多年前国务院有过雷霆一怒，把收容审查条例给废除了。然后，而另一个恶法劳教条例就保存下来了。而劳教也是违反《立法法》的。毕竟，政府需要有一个方法把自己不喜欢的人关起来，又不想通过比较麻烦的司法方式。如重庆双起局长的“劳教三年，不投送”。多么迅捷有效，但是，从人权保障角度，谁或者谁的亲属都可能被劳教。这就是政府改革中的难度，惯性治理方式的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思维模式的问题，还涉及到治理成本的问题。如果全部通过司法途径，毕竟法庭有些制约，程序，至少有法律制约，公安局长无法直接决定劳教三年，所谓，法律主要是制约强者的。毕竟法律条文本身不能太不公平，会让世人耻笑的。想想新闻法，为什么不出台？

政改之难，除了笔者中南海来信之中写的一部分，尚有一部分无法写出来的。但是，粗线条来说，确实有现实的难处，中国已经没有强人，谁都无法顺顺利利决定某一个利益攸关的事情的改革，人的思维、利益决定了伟大领袖的说法，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既然有不同利益，做保守派其实是最容易的，因为保守派本来就是不需改，现在挺好，世界第二，盛世和谐，因此，改革派有改，受狙击很容易。而且，改革派容易被描上戈尔巴乔夫，美国的走狗，民主派，违背祖制等等。即使有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还是不够的。改革本身就是把一潭死人给搅混了，这中间有混沌，有阵痛，改革派其实是两头受气，多面受敌的，最后也未必会成功，世界上没有保证成功的改革。

拿拆迁变法来说，温总理相对比较开明，在受多起自焚公共事件刺激后，要求变法，国务院法制办拿出第一稿，公众仍认为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比较模糊，即便如此，在体制内肯定动了地方政府的奶酪，地方诸侯其实是很有实权的，现在有点类似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党中央是和诸侯共治天下，政治上、经济上中央需要地方大员支持，对于地方的命根子土地，如果拆迁需要民众90%投票后，地方诸侯没有办法变通，于是，认为现状很好的保守派一阻击，第一稿就难产，出来了换汤不换药的司法强拆，去掉了民众投票的条款。

司法强拆倒确实类似西方标准，可惜，中国的法院不是西方的法院，阿桑奇可以很快保释，在中国，绝无可能！司法强拆在中国，结果或许只有一种，把法院拖入地狱。相反，指望通过给法院加权来推行司法改革，目前是不可能。或许行政想把皮球踢给管司法的保守派，让其承受指责，以后要骂别骂我政府，骂政法委，骂法院，以后，千夫所指，指向的不再是政府，而是法院以及后面的条线，看看守成派如何应对？

然而，毕竟改革派、守成派都是连体婴儿，如果司法公信力全部丧失，同时在基层，毕竟最终都在党的威信上，荣誉归于党，责任也一样归于党。如果，保守派就是闭眼不管，出问题的是全盘皆烂，而不光是政府！因此，在博弈力量无法让开明派改革时，皮球踢给保守派，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接下来，公众的目光会对准司法改革！

公众的耐心有限，保守派很有耐心，让我们看看，司法强拆，是强拆了司法？还是给司法改革添加了一个发酵剂！司法是刀把子，和平时期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也是保守力量的集中营，如果没有其他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笔者认为，司法强拆，基本上是强拆了司法！

也好！早死早超生！政改就是一个珍珑局，毕竟是要先自杀一块自己的棋子才有空间、机会成功！

以上戏说意见，都要反着理解，且也未必正确，如有与宪法法律相抵触，以宪法法律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