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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上访村长钱云会死亡案件,已经成为时下最热门话题之一。政府和公民调查团都将问题焦点归结为,是蓄意谋杀还是交通事故。

似乎只要证明是交通事故,或者是蓄意谋杀,再依法处理,事情就能得到平息。

其实,不然。这只是表面现象。

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我是清楚的。

这几年,我先后在温州代理了一些行政案件,其中大部分是征地拆迁案件。我深刻地体验到,温州人对于利益追求的执着程度,是一般人难以相提并论的,甚至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很多温州人为了利益,亲情友情可以不要,道德法律可以不顾,民间和官场都是如此。

当然,我在这里作出这样的评论,并没有贬义的,至少是中性的。

在这个国家还处于“一大二公”的年代,温州就是成了个体经济发展的源头,那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弄不好就会被判刑坐牢,杀头估计是不会的。在征地案件中,也是如此,其他地方的老百姓,如果省政府或者国务院批准的补偿标准是每亩3万元,政府愿意增加到每亩5万元,就会很愉快地接受。但是,温州人不同,他们看到边上的土地拍卖价是每亩100万元,他们就认为这100万元都应该是他们的,政府和开发商从中赚钱没有任何道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他们能够接受的是,要么归还土地,要么给予市场价。

温州人很难接受不合乎市场经济规则,不符合自然正义,被蓄意扭曲了的东西,当然包括法律的规定,他们已经压抑了太久,有着这种压抑的人又太多,于是乎就有了村长带头上访,就有了钱云会事件。可以说,即使钱云会被查实是交通事故致死,尖锐的矛盾也不可能实质性地平息。

很多事情,温州人似乎是注定要走在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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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裕来

袁裕来

2320篇文章 1小时前更新

1966年4月出生,浙江奉化人。 1989年浙江大学毕业,工学士。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专业代理行政案件。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主任。 著作: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Ⅰ》(2003年8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Ⅱ》(2004年7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III》(2006年1月); 《对<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若干条款的质疑》(2006年12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IV》(2008年4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2009年1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I》(2010年1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II》(2011年3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III》(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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