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朱母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公开朱令令案“立案侦查、侦破过程和结果”。5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答复不予公开，但未明确具体理由。

　　当天，朱母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北京市公安局在行政复议答复书中称，朱母申请公开的“‘立案侦查、侦破过程和结果’的内容是公安机关在行使刑事司法权的过程中制作的刑事侦查卷宗，属涉密材料，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2008年9月3日，北京市政府以“因本案涉及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已向国务院法制办申请作出解释，故不能在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为由，中止行政复议。

　　2009年2月11日，北京市政府以“国务院法制办相关部门已将研究结论告知本机关”为由，恢复行政复议。

　　那么，北京市政府向国务院法制办请示的是什么？国务院法制办作出的答复又是什么呢？

　　根据本案情况，我认为，北京市政府请示的问题应该是，朱母申请的内容是否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国务院法制办的答复应该是否定的。

　　国务院法制办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后编写的培训班指定教材《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读本》中，对该条例第二条是这样解释的：“政府信息是与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密切相关的信息”。

　　2009年3月16日，北京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认定北京市公安局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未说明理由违法，撤销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答复，但没有责令北京市公安局公开朱母申请的信息。

　　我的理解是，北京市政府认为，责令北京市公安局公开朱母申请公开的信息，没有法律依据。即使北京市政府无法确定是否应该公开，也应该责令北京市公安局重新作出答复。

　　这就是北京市公安局不公开信息的逻辑。

　　如果朱令令案的律师团准备继续依靠《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申请政府公开，是注定要失败的。

　　当然，仅仅是我从专业角度的分析，供参考。

　　最后，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我认同朱母申请公开的信息确实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的范围。但我不同意北京市公安局认为这些信息“属涉密材料”的说法，也不同意“刑事侦查卷宗”就可以拒绝公开的说法。我会另外具文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