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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以专啃硬骨头而自豪的律师

 

注:这是《南华早报》对我的一篇专访(2月12日)。我不懂英文。非常感谢博友@西毒不毒很流畅的翻译。也非常感谢严婷记者,文章很细腻,不仅不会给我执业制造麻烦,反而有可能给我加分。

 

一位以专啃硬骨头而自豪的律师

 

袁裕来是少数敢于接行政诉讼案子律师之一,他接的案子从乌/坎土地纠纷到上海大火案。

 

袁裕来并不回避挑战,即使这意味着要对抗大陆的地方政府。袁的律所在浙江宁波,他的专长是行政诉讼,这是他的律师同行并不愿碰的案子,向地方政府提出违法指控或广东乌/坎村的土地纠纷等等。在渐渐宽松的政治气氛下,风险逐步释放,这位46岁的律师面对境外媒体讲话也显得更自如。袁敏锐并坦承地谈起受理这些困难的案给他带来的收益。

你的客户都有谁?

80%的客户是土地被违法霸占或房屋被暴利毁坏的农民。在过去10年中,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遍地开花,浙江的土地纠纷呈爆炸性增长。

 

我也代理土地被违法侵占或被当地行政部门处罚的企业客户。我的案子大多数以调解告终,客户接受补偿,尽管这个补偿并不如客户所愿。

 

我对浙江的政府部门评价较高,因为他们愿意解决问题,而不是无视或拖延搁置。我有时会接江苏或安徽南部的案子。我不太愿意牵涉进上海的案子,因为那里的强势的政府正使得法律环境逐渐恶化。

你如何参与乌/坎的权利运动

我很少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因为我相信我的服务质量,是五星级的……不过确实有许多律师朋友,全力以赴投入法律援助项目,他们影响了我。

 

南风窗(一个广东刊物)的一个记者把我介绍给林祖銮和杨色茂,乌/坎运动的领导者。(去年)12月25日,他们和我通电话,征求我的建议,我同意去那里看一看。

 

我到达乌/ 坎是12月28日,那位记者原定和我以及我的助手在陆/丰会面,但电话告诉我他不能和我们一起去(乌/坎)了,因为他的杂志社突然要求他回办公室,广州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正在那里等他,要问他一些问题。

 

我立刻就意识到我也被监控了。当我乘坐的大巴从深圳出发,到达陆/丰车站时,四个自称是当地政法部门的人围上来,邀请我去喝杯茶。他们提出可以用他们的车送我们去(乌/坎)。我拒绝了他们的邀请和提供的车辆。最后,我和我的助手打车去了乌/坎。

 

你在那里做了些什么?

我与杨和林谈了。村民们有三个要求:对在警方拘留中死亡的运动领导人薛锦波的死因进行调查;公开此前村委会的财务记录;调查过去20年中的土地出售情况。我告诉他们对前两项我帮不了,但第三项是我的专长。

 

我要求杨给我提供一份村子的地图,把他们怀疑存在违法征迁的土地标注出来。如果新的村委会雇佣我,我将要求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公开这些土地项目的交易信息或通过行政诉讼来证实,这其中是否存在非法征地。

 

我认为乌/坎运动的未来将极大地取决于这两位领导人——林和杨——是否能坚持下去。我希望他们他们能扛得住来自政府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压力正不断地骚扰他们。

 

你能告诉我们2010年11月上海火灾的遇难者亲属提起诉讼的情况吗?

 

我代理了21位遇难者,提起了20余起行政复议和诉讼。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数起对上海市和静安区政府的起诉。

 

由于国务院仅仅公开了(火灾)调查报告的概要,8月份我们发函要求国务院公开报告全文。国务院尚未回应,我们计划提交法院。

 

我们输了一起诉讼,那就是要求市政府公开捐赠分配、火灾调查工作小组人员名单和起火大楼通过消防安全检查的文件。

 

老实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没机会赢。我们计划提出另外一些敏感事件的诉讼,包括要求获得死者的名单、他们的住址,还有消防部门对于未能及时扑灭大火究竟应承担何种责任。

与权力较量,你怎么会公开站出来呢?

这缘于宁波和浙江相对开放的环境,民营经济走在(全国)前面。我很幸运,很多当地政府官员并不保守,他们也在保护我。我与很多官员联系密切,他们尊重我,甚至称我“袁老师”。某种程度上,我是浙江开放和宽容的一张名片。随着我在全国逐渐有名,我感到很安全。

你对现在的法治有什么看法?

过去十年有巨大的倒退。我对法院极其失望。法院不仅不公、不独立,甚至无耻。法官在政府官员面前低三下四,不得不顺从于政府。在最近一次庭审中,一个代表政府的傲慢的处长甚至在庭审中使用手机,而法官并不制止他。我不能忍受,要求法官予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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