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是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的文章，是记者节感言，是因校报约稿所写。应该是母校的校报吧。

南方周末的重量，自然无需描写，越是在这样的报社做记者，越是必须承受更大的压力，见到的阴暗面肯定更深更厚，这也是我们心领神会的。然而，一位资深记者说出来灵魂深处的郁闷，仍然会让我们生出无限的感慨和忧伤。

在这样的年头，光有理想和为实现理想的行动，时时处处的碰壁，总是会让人痛苦不已。因此，就我个人牵来说，我一直为自己的工作加上了现实和功利的成分。

我将背负理想、踯躅前行

——写在记者节到来之际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如果不是来自母校的电话，我几乎已经忘记这个与我有关的节日——记者节。我甚至已经想不起这个节日所设何年、所设何用。我前后供职过三家单位，印象从没有哪家因为这个节日而有过特别的举动，而我和我身边的同行，也并没有因为这一天做过特别的事，甚至小规模的聚餐、象征性的研讨会也从没有搞过。

算起来，今年已经是从事记者职业的第十年，也是从曲师毕业的第十二年。十二年前，离开曲师那天，就意味着我与绝大多数同学走了一条完全的不同的道路。当年的心情和现在的心境，是绝然不同的。那时候，我一心奔着大报大刊，一心想当名记，我把这个职业与功成名就联系在一起，充满了虚荣与功利。

而现在，我更多地感到这份工作的无奈和沉重。我甚至不知道，我还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我今年已经三十五，体重较毕业时足足重了五十斤。出去采访，很多人称呼我“柴主任”，在他们看来，这或许是一种尊称。而我惟有苦笑，感觉更似是一种讽刺。事实上，在国外，记者可以做到六七十岁，职业生涯最辉煌时，一般都要在四十岁以上。而在中国，到了我这个年纪，如果还是一个记者的话，那么就会被看作是无能的表现。我身边的同行，已大都厌倦了记者的劳苦与清贫，要么转型，从政或从商，即便仍在做新闻，也开始转而做编辑或管理工作。而我，辛苦十年，要房没房、要车没车，天天为一条条新闻而奔波，可谓标准的不成功人士。而我还算是有幸进入一家有影响的大报，待遇已算不错。我的大多数在走这条路的同道们，境况可能还要艰难。

但如果仅仅是这些，我尚不至于怀疑这份职业。它毕竟这是我当年的理想——这年头，能把理想与工作结合在一起的人，想来应是幸运的。而且，平心而论，它仍在深深地吸引着我，尽管一直怀疑自己是否适合这个行业，但我相信从记者职业中获得的快乐，可能远远比我从事其他职业获得的多，当然，或许反之亦然，我因为它所受到的伤害与屈辱，可能也远远多过我干别的。

总之，这是一份充满矛盾的工作，它使你无时无刻不处在压力之中：闲的时候，我因无事可做而恐慌，忙的时候，我因做得不够好而焦虑。干这一行，我从来无须担心过公务员或公司职员那样那样循规蹈矩的生活，每个一个选题都会给我带来无尽的刺激，而每一次刺激背后都可能暗藏杀机。我很可能因为一个细节的失误而成为被告，至于因为我伤及某些人的利益而遭受攻击和谩骂，则更是家常便饭。出差路上，我每每有古代义士“杖剑走天涯”的豪情，事实证明，我的一篇稿子，既有可能使一家问题企业破产倒闭，也可能使一个人摆脱牢狱之灾。然而，我也发现，虚假、腐败和不公，不仅从未因我的报道消失，而且日益强大。

普利策说，假如国家是一艘在大海上航行的船，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而我情愿将调查记者比作乌鸦，它们以自己惹人讨厌的叫声，提醒人们洪水猛兽的来临。然而，不管以何种比喻，这都是一个不招人待见的行业。泰坦尼克的倾覆之前，乐手仍然在优雅地拉着小提琴，有人说，这是素质的体现和秩序的需要，而我宁愿相信，对于大多乘客而言，宁愿在音乐中死去，也不愿面对那致命暗礁带来的恐惧——无论是哪个年代，喜鹊总是比乌鸦更招人喜欢，或许正是这个道理。

近年来国运大好，喜事颇多，奥运之后是大庆，大庆之后世博，世博之后是亚运。然而，对于我们这些习惯做“乌鸦”的人而言，喜事其实是灾难。管控越来越严、空间越来越小。报纸每期都有几条毙稿，每条毙稿背后都是叹息、汗水和眼泪。

然而无论如何，我仍将继续前行。因为我选择了这份职业，因为这份职业尚需要我。我深信，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对我，对他人，还是对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