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快下班时，我接到了一位同行的电话。1995年，我开始从上海石化辞职从事律师工作时，他已经是当地很有名气的律师。

我很尊重他。我和接触过几次，他也确实值得尊重。人品和业务都是信得过的。

昨天，他打电话给我，是因为某消防大队的案件。我们向消防大队提出了一个信息公开申请。因为是早些办理的事情，信息可能没有保存好。信息没有的话，消防大队执法就有了问题。

看来，消防大队负责人有些紧张，就找上了这位同行，问他认不认识我，这位同行说很熟悉。这确实是事实，我们相互很熟悉也很尊重。

同行在电话里说，他是消防大队的常年法律顾问，已经很多年了。他问我可以和他一起去消防大队，见见大队长。

这个提议有些出乎的意料，我说我没有习惯主动到政府找领导的。倒是有不少行政机关负责人常常会到办公室来找，我也很少拒绝，我想进一步的沟通也许有利于事情的解决，但也有不少是通过律师协会和主管部门打呼吁，我才接待的。很遗憾的是，很多政府机关有找我，很少谈如何解决问题，他们是企图说服我，然后希望我说服当事人放弃自己的要求。他们总是喜欢跟我讲涉案项目的重大意义，以及我的当事人是如何难缠的。说实话，我对这些话题不感兴趣，我只是律师而已，项目意义大不大不是我关心的内容，我也从来不大关心自己的当事人是不是正人君子。而且，不管怎么样，我跟对立当事人见面之前，不管他或者他们是通过什么人约我见面的，我一定会预先征求当事人的意见。我想这是对当事人起码的尊重和忠诚。　　这次，我之所以不同意去见消防大队负责人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我和消防大队法律顾问一起去拜访消防大队长，即使仅仅只是聊天、喝茶，没有放弃任何当事人的利益，当事人获悉后会怎么想呢？恐怕当事人就无法再信任。我甚至怀疑消防大队长也会感到很滑稽，也许他也会想律师真的是很容易摆平的。

这们位同行没有坚持。他依然是值得我尊重的。也许他本来就没有其他什么意思，而只是在细节上疏忽了，或者说是疏忽了我对自己当事人的忠诚义务。律师对于当事人需要忠诚，这个忠诚常常就体现在细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