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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政府方面打电话给我,说是要跟我商量我代理的一起案件。电话是村党委打来的,当然是政府的意思。那是一起环境污染案件。我代理的是60多位村民,告的是环保局和规划局。

我拒绝了。我让他们直接跟村民们商量,我说我只跟我委托人打交道。一方面是因为考虑到我和政府的接触,会引起村民们对我的怀疑。另一方面,我认为,村民们不愿意跟政府商量,肯定有他们的理由,或许是认为时机未成熟。我并不认为自己就比他们高明。之前,我太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当事人,希望他们及早与政府进行协商,我正在检讨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法。

当然,从律师执业伦理上来说,律师和撇开当事人和双方当事人接触,也是不允许的。我相信政府方面应该也有这种感觉,只是他们已经适应这种乱套。

10多年来,我代理着行政案件原告,政府的威逼和利诱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是那些重大敏感案件。这几年,大概是因为政府知道威逼利诱对我起不了作用,少了些。

这几天,我竟然听说,拆迁户也开始学会找政府律师了。

拆迁户找政府律师干什么呢?当然是施加压力,想迫使政府律师不敢为政府讲话。我还听说,其实,早些年,我的当事人就已经有了这种行动。拆迁户不但在法庭上情绪激烈抨击政府律师,个别在事后还找到了律师事务所,只是感到这种做法名不正言不顺,他们才没有告诉我,免得我为难。

在任何年代,政府都是老百姓的榜样,政府向拆迁户的律师施加压力,使律师不敢为拆迁户讲话,拆迁户就向政府律师施加压力,使律师不敢为政府讲话。只是,不管怎样,我都拆迁户能够注意分寸,不要做出过激的事情来。

我们敬爱的祖国,真不知道会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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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裕来

袁裕来

2250篇文章 1小时前更新

1966年4月出生,浙江奉化人。 1989年浙江大学毕业,工学士。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专业代理行政案件。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主任。 著作: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Ⅰ》(2003年8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Ⅱ》(2004年7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III》(2006年1月); 《对<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若干条款的质疑》(2006年12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IV》(2008年4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2009年1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I》(2010年1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II》(2011年3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III》(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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