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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充分利用体制内的进步力量，以及相关执法人员的正义的一面。以律师具体代理案件来说，不过多理会制度恶劣的一面，目的简洁明了，就是解决具体问题。在细节上，有时会表现得很容忍。 这种路径，不大会引起公权力和执法人员的反感，相反，更多的时候还能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我一直来选择的就是这条途径。 
另一条途径是将当地的公权力整体树为对立面，律师在整个代理案件过程中，会带着挑刺的眼光，对于公权力的任何违法都不予宽容。着力希望解决的是制度问题。
这种操作成功难度较第一种大，办法似乎只有一种，利用媒体的报道，取得更高领导的批示，彻底击溃当地整个公权力的防线。难度在于，更高领导也能接到当地政府方面的汇报，可能更加相信当地政府。不过，这几年成功的事例也有过。
当然，结合以上两条路径的也不少。徐武事件的解决，首先媒体报道就是冲着精神病收治等制度问题去的。后来，我接手后，与政府的接触过程中，就着力于个案的解决，依靠体制内的进步力量和官员个人健康的一面。斯伟江和杨学林解决李庄第二波，采用的也是这种策略。
需要明白的一点，现有体制下，想解决制度性的问题，现阶段基本上不可能，还是实实在在地解决具体、个案问题，比较现实。当然，呼喊制度建设、普遍意义，可以作为用来解决个案的工具。
上述意见，供北海律师团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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